文|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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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知了知了

柏格森认为“记忆的进程是记忆逐步被物质化的进程”。

这种物质化的过程就是记忆重构的路径，通过媒介特性，记忆内容被不断加诸于媒介之上， 媒介逐渐成为了承载记忆的载体 。

在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中，有研究者研究新媒体空间的新媒介记忆的形成机制和自传式记忆书写，发现记忆书写中彰显了身份认同，也记录了属于时代和社会的“高光时刻”。

朋友圈上的“晒”行为，对于呈现内容的主体而言，就是一种保存记忆的电子书写行为。

新手妈妈是对于母亲而言的重要生命阶段，一些母亲将“晒娃”当成一件富有仪式感的事情进行实践，用庄重的态度和惯习式的方式书写着育儿的日常，记录着属于自己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通过在“朋友圈”这一媒介上书写自传式记忆，可以让当初的角色情感得以再现，让角色认知在一次次观看中得到强化。

基于电子媒介的信息承载行为，为珍贵记忆的保留提供了空间。

电子传播实现了即时性交流，让时空被压缩，让信息消费脱离了环境的限制。

微信朋友圈集合了语言、文字、图像的优势，共享的文字、图片、视频、会话使交流无所不能、无处不在。

信息不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何时何地都可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唤起主体的角色记忆，进而使母亲的角色认同得到具有生动性的反复加强。

同时，这种被放置于电子媒介上的记忆书写内容，不仅仅会被自我观看，“他者”观看会赋予其更多维度的意义。

亲人们的观看会让记忆中的温情再现，从而实现强关系的再次强化，唤起亲友的共同记忆；其他新手妈妈的观看会带来共情与角色压力。

而他者观看所带来的反馈，也会让新手妈妈的角色认同得到更多维度的深化。

此外，在开放式的媒介平台上，被书写的记忆信息可以被众人共享，这无疑形成了潜在的“信息流”，处于新手妈妈这一角色阶段的主体恰好需要大量的信息，以辅助其形成认知与助力实践。

而媒介平台所构筑的“信息中台”，助力新手妈妈们了解到更加科学的育儿知识，拥有了更加广泛的母职认知。

每一个人都有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时刻，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对于这些重要时刻的书写、记载与呈现可以助力个体角色的演进，这也为本文的延伸提供了参考空间。

他者在场助力母职适应

在互联网平台上，他者的存在会影响到母亲的角色认同。

对于“强关系”和“弱关系”共同存在的微信朋友圈而言，这种影响更加不容忽视。

“晒娃”行为的动机源于“他者凝视”，而在此过程中，部分母亲会为了迎合他者而展现出正向的母亲角色形象，同时避免负面情绪的表露。

同时，在微信朋友圈这种开放式的社交环境下，“他者”的存在也为母职实践的发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朋友圈这一媒介平台上，存在着“弱关系”的“他者”与“强关系”的“他者”，二者的存在均会对母亲的角色认同产生影响。

“弱关系”他者与新手妈妈本人的关系往往并不深厚。

她们往往共同拥有母亲身份，在朋友圈里仅是点赞评论之交，如果要实现更为稳固的关系延展，依然离不开除了“共同身为母亲”这一关系之外的加持，如商业互助关系、成长互助的关系等。

而与新手妈妈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强关系家庭成员，则对于母亲角色认同产生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晒”行为的正确使用往往有助于家庭关系这一“强关系”的和谐发展。

具体而言， “晒”行为可促使共同记忆的产生 。

在社交媒体这一开放性的平台上，共同意义的阐释也更为容易，有助于亲友们跨越时间间隔，共同吸取科学育儿知识，实现信息交流与意识共通，进而共同助力母亲角色行为的实践以及母亲角色效能的增强。

其次， “他者”的存在让新手妈妈本人感受到了潜在的凝视，从而有意识的整饰自己所呈现内容。

微信朋友圈就像一个虚拟的舞台剧场，新手妈妈们在这个舞台上采用不同的方式，借助自己的孩子进行表演，采取多样化的印象整饰策略，进而构建出理想的形象。

在微信朋友圈里的传播和自我呈现的过程中，各种表情包、图片甚至视频、多媒体都可以弥补文字语言的不足。

虽然身体并不在场，但社交媒体甚至可能比面对面传播更多非语言的线索。

在社交媒体上的表达中，母亲们通过图文视频传达着信息、情绪、实践、纪念等多种痕迹，用多元的印象整饰手段来满足“他者”的期待。

在此过程的背后， 母亲在社交场域下的情感因素不容忽视，对主观幸福感表露的渴望、同辈间所形成的角色压力和共情都会对母亲的具体整饰决策造成影响 。

在此过程中，酸甜苦辣交织于新手妈妈的内心世界，让她们在百种滋味里体会到身为人母的意义。

此外，为了实现印象整饰，一些母亲们在“后台”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咦完成较好的整饰效果，而这种“后台”的行为也恰好构造了切实的育儿生活，让母亲们的母职效能得到扩充，在构建线上呈现效果的过程中，也实现了陪伴孩子的母亲角色实践。

从这一角度看， “前台”的角色整饰对于“后台”的实际生活具有积极作用 。

但过分的印象整饰行为也可能造成偏激的效果，让成人世界的消费文化入侵童年，从而造成“童年的消逝”等负面现象。

一些母亲并不热衷于这种被过分整饰的“晒娃”行为，在她们看来， 切实的陪伴才是助力成长的最好方式。

这也为我们理性看待“晒娃”行为提供了思路，虽然“晒娃”行为切实的影响着一些新手妈妈的认知和实践，但还有更多的新手妈妈并不“晒娃”，只是通过现实生活中日复一日的陪伴实现角色的认同。

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之一，在聚焦“晒娃”的新手妈妈时，忽视了大量在社交媒体背后默默付出的妈妈们，弱化了线下的实际行为对于角色认同的影响。

主体选择决定母职效能

通过上文可知，朋友圈“晒娃”对于主体母亲角色认同的影响中，存在着多方的外来因素。

但不容忽视的是， 母亲在社交场域内的主观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微信朋友圈只是一个媒介，但是具体如何使用它，以及达成怎样的效果，与母亲的主观选择有关。

有人将其视作珍宝，也有人对它不屑一顾，有人选择充分利用及相信，而有些人决定逃避这一虚拟社交环境，回归真实生活。

这种种的选择，受到母亲自身认知的影响，也导致了具有不同的母亲角色行为，从而产生了具有差异化的母职效能。

具体而言， “晒娃”作为一种自我表露的行为，呈现怎样的内容，用怎样的心态进行表达，都是母亲个人对于母职认知的反映 。

这些认知来源于母亲自身的经历、家庭以及相关的内在思考。

媒介可以是家庭的纽带、记录的工具、也可以是开拓新职能新身份的场所。

而对这些媒介的主观选择用或不用，都会反向影响母亲的认知构建、情感体验和具体行为。

对于主动利用朋友圈的母亲主体而言，朋友圈成为她们行使母职多样化的场域。

虽然身体不在场，但通过各种符号所构建的信息流，实现了部分的主体在场。

在场的意识及展现符号，可以实现身份展示、信息展现、消费引领等多样化的母职效能。

对于倾向于排斥在朋友圈上进行自我表露，或对于在朋友圈上发表“晒娃”朋友圈持观望态度的母亲而言，她们更重视孩子纯粹童年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 她们对于自己和孩子的身体在场更为重视，更为重视在自然和现实中的场域对于自身和孩子的影响 。

当然，也有母亲对二者都持开放性的接受态度，认为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并不矛盾，而关键在于主体如何合理运用及切换它们。

诚然，线上化社交媒体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但我们不应忽视身体在场为角色演进带来的切实影响，也不应忽视“前台”之下的“后区”里有母亲们真实的主观意图及做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微信朋友圈的“晒娃”行为中， 新手妈妈的母职形象是一个动态化与个性化并存的过程。

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新手妈妈们积极利用媒介营造更好的母职实践，而又不被困于其中，保持着对于自我、对于孩子、对于母亲角色的个性化认同。

本文作为一篇质化研究，虽通过深度访谈，得出了“母亲角色认同”在朋友圈“晒娃”行为中的呈现状态及内在逻辑，却没有精准评估其中的个体因素是否与学历、经历等其他个人因素相关。

同时，为何面对同样的媒介，母亲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选择？认知、情感与效能中具体的逻辑如何？都有待于未来更加细致及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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